今天想写写哀伤
今天本地搞奥运火炬接力,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戒备森严。
想写点什么,但是写到火炬就想起了中华、朝鲜、美利坚、法兰西,想起了西藏、达赖、金晶、德和赛。想到最后,我想起了自己哪里够天赋操作这么复杂的内容?再说,商人一提笔,就该满纸都是生意,就该旗帜鲜明地站队,哪里容得下独立思考?
我很恼火地发现自己只具备扯淡的水准。既然这样,索性不要在政治的高度谈政治。
我还很悲哀地发现自己爱国时能做的仅仅是在MSN上挂一个小红心,或者随大流参加个官办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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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地搞奥运火炬接力,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戒备森严。
想写点什么,但是写到火炬就想起了中华、朝鲜、美利坚、法兰西,想起了西藏、达赖、金晶、德和赛。想到最后,我想起了自己哪里够天赋操作这么复杂的内容?再说,商人一提笔,就该满纸都是生意,就该旗帜鲜明地站队,哪里容得下独立思考?
我很恼火地发现自己只具备扯淡的水准。既然这样,索性不要在政治的高度谈政治。
我还很悲哀地发现自己爱国时能做的仅仅是在MSN上挂一个小红心,或者随大流参加个官办的游行。
失眠,没带电脑回家,只能看看电视了。看了会儿新闻,还真看到奇闻了。第一条,国家物价局出面说物价其实没长;第二条,最高检察院说出了个新的司法解释,因生活无着抢劫盗窃的人可以免于刑事责任。高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们,果真不知民情,不懂法理么?没看见房价涨,租金涨,食品涨么?没看到天朝当今有多少草民生活无着么?出于善意的猜测,我想大概司马衷们又出山了,正在满怀怜悯地教育草民们:”何不食肉糜?”
今天回家路过小区大门,发现了一张告示,我拍下来了,照片不清楚,内容如下: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通知精神,请1954年11约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作战或核试验、现无工作单位的军队退役人员,于2007年8月23日前带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退伍证、参战立功、授奖证件等相关证明材料到本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工作站申请登记。
知情者请转告相关人员前来申报。
联系电话83276927。
莲花三村社区工作站
2007年八月十四日
加盖社区工作站萝卜章
上网搜索了一下,基本上全国社区居委会都贴出去了这个东西。
有人说台海危机来了,目前在深挖洞广积有经验的人才,这个是大胆的猜测;
有人说人才危机来了,目前在扩大二线队伍,准备招保安,这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有人说中央开始提高参战老兵的补助待遇了,意在鼓励民众一旦有事奋勇参军杀敌,这个看法不左不右,像正解。
不过,这个时候才开始鼓励,会不会时间太敏感了?难道内有深意?
和朋友讨论此事,听到传闻说他甘肃老家来了道命令,要求07年年底前必须修一个XX等级的战略储备粮库,耽误了时间要严厉追究责任。
这两天股票跌了,我损失惨重,恼怒得很。
本来,炒股自有风险,涨跌乃常态,怪不得别人,但是,考试前做足了功课温习了老师所有的讲义之后,发现之前老师宣布的答案是错误的,而且是故意错误的,你会抓狂么?
上周,市场风传国家调控股市力度加大,要加征印花税。咱重视之,赶紧研究,发现5月23日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新闻办的负责人答复三大证券报关于上调印花税的传闻时,都一致信誓旦旦地表示近期不会调整印花税,那好吧,政策面显示国家不准备近期干预股市,继续持仓好了。
5月30日凌晨0点,财政部宣布上调印花税,从0.1%加到0.3%。于是,30日开盘就大跌,今天还是大跌,我巨亏出局,这两天不玩了。
口口声声要教育投资者注意风险,最后就是这么教育的。
听说南方周末现在比较自律,一把手换成了原来搞文化审查的人,但是投稿过来的作品还是质量比较高啊。
(作者笑蜀注:原载《南方周末》,报纸发表时有改动,此为原版。)
中央政府近期迭次严令各部门如实申报非税收入,重申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的决心,这显然是基于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沉痛现实。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实无须过多举证,相信多数人都有切身体会。小如办身份证、结婚证,大如孩子上学,几乎每享受一次公共服务,我们的腰包都要狠狠地缩一次水。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当然没有道理。我们已经纳过税,而纳税的本质,就是预支公共服务的成本,就是定制基本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下,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应该属于免费的。公共服务收费化,高价化,暗含的一个趋势,是政府盈利化。这很可能改变政府性质,而使政府从非盈利组织,最终蜕变为盈利性组织,经营性组织。
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最大危险。政府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如果允许政府把基本的公共服务变成盈利性活动,允许政府凭借垄断地位、国家暴力去赚钱,那么必然的结局,就是办什么公司都不如办政府来钱。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统一法制的颠覆。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政府赚钱都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高压线。
诚然,发达国家也有非税收入,但其非税收入不过是充抵公共服务的成本,偶有盈余,也必须全部转为公益支出,谁敢从中分羹,都会成为大丑闻。发达国家能做到这点,主要是依靠一种制度文明,即对于政府财政严密的公共监督。这种严密的公共监督几乎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使得政府要想从老百姓腰包多掏一分钱,都是天大的难事。
政府不能赚钱。政府的职能只是用钱,用老百姓纳的税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自身当然也有花费,但政府花费的只是维持政府运转必须的成本。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务员可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要通过公共服务来牟取暴利,发家致富,这在发达国家根本就是不可能兑现的梦想。
但是,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则往往造成另一种景观,那就是政府消费的扶摇直上。公车消耗,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我们的这些开销每年每项都高达数千亿。而其主要来源,无疑都是部门的非税收入。个人直接捞钱是有风险的,但如何防止部门集体设租和寻租,防止把部门当作分肥的枢纽,通过部门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是现有反腐机制的一个空白地带。
部门利益集团因此逐渐坐大,非税收入则是滋养部门利益集团的主要渠道。这正是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后果。部门利益集团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理解中央政府的政令,常常导致中央政府政令的变形,导致中国政治中的肠梗阻,严重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
受害最大的当然还是民众。面对拥有公权力的的部门利益集团,散漫的民众过于弱势,对跑马圈地、雁过拔毛的现象往往只能听之任之,公共服务的收费化、高价化因此不断蔓延。一个一个的部门利益集团,犹如一个一个的收费站,横亘在民众的生命通道上,加大了民众的生存成本,抬升了民众的生存压力。
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对社会公正的威胁,对和谐社会的威胁显而易见。中央政府锐意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突显其向部门利益集团开刀的勇气,值得嘉许。但是,要真正规范非税收入,仅靠中央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非税收入的泛滥和无序,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红利。公民何以长期无法抵制这种侵犯,无法遏制这种权力红利,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只有当严密的公共监督机制拔地而起,当部门利益集团不仅从上遭到中央政府的重重压力,而且自下遭遇民众的重重防范,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不可能不付出天价成本,它们才会真正收敛,我们才会有月明风清的那一天。